谈我国环境刑法的现状与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能力的增强以及全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越来越多,导致地球上许多的矿物资源面临着枯竭,动植物濒临灭绝,原始的森林面积快速的缩小,而人类社会向自然界排放的各种废物和污染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然本身的吸收净化的能力,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开始逐渐注意环境保护的重性,纷纷加强环境刑事立法。由此,本文从环境犯罪的现状和我国现存的环境刑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论述了如何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遏制环境犯罪,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的意见,以期能够有效的打击环境犯罪。
  关键词环境刑法生态保护生态平衡
  作者简介李姗,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2-172-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重性越来越被人类所重视。在我国,关于环境的刑事法律保护规定,集中表现在1997年的新刑事法典中。我国的1997年的新刑法第一次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其中这一规定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集中惩治了环境罪犯。1997年的新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重大的突破,同时也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环境犯罪形式不断的增加,这使得1997年的环境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需求了,急需进一步的完善。
  一、环境犯罪的现状
  环境犯罪的起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的贪婪,其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目前,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犯罪的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一)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我国经济建设之初,我国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凸现出来,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也没有充分的意识到环境的重性。随着我国近几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就逐渐的暴露出来,甚至严重的影响着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速度。
  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的潜在危害越来越让人担忧,其污染和环境破坏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和逆转的,其直接的经济损失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例如,在2004年的沱江的两次水污染案件所造成的近百万的居民饮水问题和大量的鱼类死亡,使得渔业养殖者损失严重。据相关的报告指出,这两次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亿多人民币,而其造成的环境的破坏至少需7到10年才能恢复。
  (二)危害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想查明环境破坏具体与那些人为行为有关,需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大量的科学技术工作,以及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等专业的环境知识。环境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创造了财富,在经济意义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其的污染和破坏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却是难以估计和弥补的。除此之外,环境危害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表现在环境犯罪到底使得多少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以及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都是难以确定的。
  (三)环境犯罪的行为方式逐渐的增多
  以期我国的环境犯罪主包括环境污染、破坏动植物资源、破坏土地资源这几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环境犯罪的形式也是逐渐的增加。例如,走私“洋垃圾”。
  (四)相关行政部门的失职
  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级执行者,在环境犯罪案件中起着十分重的作用。然而,由于有些行政部门的失职,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贿赂腐败行为,导致了很多的环境犯罪行为被放纵,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对于这些出现问题的相关人员的处罚却是过于的轻。例如,由于湖南某县的环保局副局长的监管失职,使得其管辖地区的硫化氢气体的含量超标,造成附近某学校的85名师生具体的中毒。对于这一现象,法院给予其的相关失职的环保局副局长的处罚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模式上有漏洞
  目前,我国的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是采用了德国的模式,放弃了原来的类推适用模式。在新刑法中环境犯罪被纳入到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这一立法模式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仍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1)环境犯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不能有效的体现出环境犯罪在刑法中的重性,不能彰显环境犯罪的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利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对环境的保护。(2)环境犯罪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立法体系,其的罪名规定零散杂乱。例如,走私废物最、走私珍惜动植物罪以及珍惜动植物制品罪等相关的规定被设置在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违法占用土地罪和违法砍伐森林树木罪则在第九章的渎职罪中。
  (二)环境犯罪的立法保护范围过窄
  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罪名总共设置了14个,而这对于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打击各种形式的环境犯罪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的目前的环境犯罪的立法范围珠宝包括丛林,森林,野生动物,水产资源,大气,水体以及土地资源,珍稀的树木等环境素,但是对于一些重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仍然有遗漏。虽然,我国规定的很多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来有针对性的保护各个环境领域,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给予规范。例如,破坏自然保护区罪、非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罪、噪声污染罪,反防治污染义务罪、破坏国家重点野生植物罪、非法引进境外生物造成生态破坏罪、土地沙化或地面沉降罪以及非法研制、释放有害人类的转基因生物最等等。再如,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来说,其的污染源众多并且复杂,污染源的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污染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等特点,给我国的海洋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在环境刑法中却没有给予相关的重视。
  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保护的范围之窄,造成了有关的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说服力,不能够有效的保护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的循环。
  (三)没有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犯罪客体
  环境犯罪作为刑法中妨害社会秩序罪一章中的内容,,并没有形成一类独立的犯罪罪名,因而不能够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侵害的客体。这种方式的设置极大的降低了我国法律在制裁环境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使得环境犯罪的制裁仅仅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管理秩序。将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使得环境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放在了国家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中,这样的规定忽略了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环境权等方面的内容。
  (四)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不强
  在现行的《刑法》中环境犯罪中的罪与非罪、重罪和轻罪之间的界定并不是十分的明确,环境法保护的范围存在着明显的遗漏。虽然,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些环境界限做出了相关的界定,但仍然存在笼统的现象,没有具体化。由于环境犯罪的使用术语的不清楚,不规范以及存在着某些叙述不准确的现象使得司法机关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给司法部门的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意见
  (一)完善立法模式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讲,应该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来规定相关的环境犯罪。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环境犯罪章节,将所有的环境犯罪都同意纳入到其中,这样一方面能够体现环境犯罪的立法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体现对环境保护的立法精神。从而使得整个环境刑法系统更加的完整和协调,也能够更好的体现环境的犯罪客体。
  (二)增加环境犯罪的罪名种类

  目前我国的刑法中在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罪中,一共规定了9条14个罪名,而这与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的复杂性、多样性、严重性的局势几部适应。因此,适当的增加环境犯罪的罪名,确保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更加的系统、更加的严密,从而更好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三)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客体
  环境犯罪保护的客体具有范围大,变化多,争议大等特点,因而应该加强对环境保护客体的界定。目前,有关环境犯罪客体主有复杂客体说,管理秩序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环保秩序说以及环境社会关系说和双重客体说。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说。然而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破坏,所以环境犯罪的客体不应该单纯的是社会关系,还应该包含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双重客体说中认为环境犯罪的主体间接犯罪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及直接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笔者认为双重客体说更为的准确。
  (四)增设环境危险犯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很多属于结果犯,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环境危险犯。对于环境立法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对于环境犯罪来说,其一旦开始了环境犯罪,其行为对于环境本身的污染和破坏是难以估计的,如果置之不理,最终会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因而在环境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给予那些可能危害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行为以处罚,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总结
  总而言之,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全人类可持续向前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与自然环境相抗衡,并逐步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不断的索取的过程。然而,近几年来其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数量也在逐渐的增加。因而国家的相关部门需不断的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建立健全的环境保护体系,特别是在《刑法》中,加大环境刑法的立法,使得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能够得到刑法的有效的保障,从而提高环境保护法的操作性,加强环境保护的重性,为我国的国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可循环的自然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洪玉.探寻我国环境刑法的伦理支点.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
  [2]张福德.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河北学刊.2009(5).
  [3]骆非语.如何完善环境刑法的价值体系.法制与社会.2011(6).
  [4]刘兆兴.论我国环境刑法的价值体系的完善.吉林农业科学学院学报.2011(1).
  [5]赵利民,刘晋叶.环境刑法与环境犯罪.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
  [6]张大孟.环境犯罪立法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9.
  [7]徐新卫.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的完善.山东大学.2009.

  

蒙医药对糖尿病的有效治疗与控制

  糖尿病是一种常见病,是以血中胰岛素绝对或相对不足和靶细胞对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而引起的全身代谢障碍性疾病,以血中葡萄搪升高为特征,有一定的遗传 倾向,如血糖控制不好可引起心脑、神经、血管、眼、肾等多脏器之并发症。蒙医学理论体系是建立在古代扑素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它的产物主通过临床实践获 得经验,然后对这些经验进行整理、归纳、综合再结合当时的哲学知识而确立的。蒙医临床诊断搪尿病时把诊察分析病情做为重点。首先凭医生的丰富经验诊察病人 的心理活动、精神状态、生活条件、性格爱好、遗传因素等等情况后再运用从外测内,由表透里,见症推病的方法,分析主与次、实与虚,而做出合理的诊断。蒙医 治疗糖尿病是以整体理论为指导,调和三根,七精为重点。疏肝和胃、补气养血、强肾固本、祛湿理气的同时考虑事物内在的联系,注重个体差别及心理活动具有一 定的科学性和心里色彩。蒙医治疗糖尿病降糖作用在短期内没有西医那么直接迅速,但其远期疗效是可观的。调补脾肾功能,促进机体本身对血糖的吸收利用和转 化,从而达到降糖目的。
一、病案分析
来就诊的病人不止1人,在这里,以百人为例,做了一些分析,并且治愈典型病人中,选择全愈患者做个介绍,说明用药和治疗情况。
患者除某,男,汉族,73岁,山东省人大老干部,于212年6月来扎旗蒙医院求医。当时持有山东大学齐鲁医院诊断证明。确诊为二型糖尿病,伴有高血压、动脉硬化等疾病。检验结果为空腹盘糖1.m m ol/L,尿糖为呈现(+)号,“三多一少”症状明显。
用药三个月后症状明显消失,化验时空腹血糖5.9m m ol/L,饭后血糖6.4m m ol/L。
患者包某,男,45岁,内蒙古包头市达旗人,蒙古族,国家公务员,于1998年在呼市确诊为H型糖尿病,2年来东乌旗,找色玛大夫看病,在这之前,到过不少大、中城市,治疗效果不明显。血压略高,血糖8m m ol/L;尿糖出现(++)号,体重减轻。
患者苏某,66岁,原首都体育学院系主任,现任该校中国式摔跤纪检员。患糖尿病多年,常年服药效果不明显。29年来东乌旗找老蒙医色玛大 夫用蒙药治疗,2个月后在北京检查时血糖降到了6.6m m ol/L,服药四个月后测糖时降到6.1m m ol/L。现在各种症状已消失,身体健康,恢复了正常工作。
以上病人,有高血压、心悸、头晕、口干、腰部酸痛等典型症状和合并症。而且“三多一少”及脉搏、舌苔等症状十分典型并持有上级医院诊断证明。同时也有些并发症。
经过用蒙药治疗,用三个月至一年时间,患者全部治愈,各种症状基本消失,经观察,停药后从未复发,已经痊愈。
二、典型的病例
目前临床上单纯用蒙医治疗糖尿病的机会甚少,一般都用西医治疗后效果不佳而来救治于蒙医的患者多见。
患者xxx,男,5岁,教师,患糖尿病5年用胰岛素治疗2年余。用胰岛素后虽然能降糖,但感觉乏力、口干、心悸、耳鸣、腰酸、遗精、腹泻, 严重影响着生活质量。诊察病人体胖、活动慢、脉细弱、舌质暗、台黄滑。诊断为巴达干盛性希京病后以补肾健胃,除巴达干平衡三根为治疗原则。早给那仁满都 拉、嘎古拉一4汤,午给古日古木一13、依赫汤,晚睡前给萨仁嘎日迪,协日嘎一4汤等。患者口服上述药半月后体力逐渐恢复、腹泻停止,自觉症状有明显好 转。测空腹血糖明显下降7.8,患者血糖虽然不正常,但感觉身体轻松消化良好。再连续服药3月后,不定期化验血糖几次,指标逐渐趋于正常,最后达到正常后 停用了胰岛素。嘱咐患者继续用药的同时注意饮食、情绪调节,并加强体育锻炼。
三、用药与治疗原则
从经验看,糖尿病大致分三步治疗,即第一步以恢复体力,加强营养为原则,用一些温和性的蒙药方剂,如早服,当玛(暖胃散);午服,吉日 顺八味(黄柏皮八味)汤;晚服,萨瑞冲瓦或阿格日35味(沉香35味散)麝香6等药剂。另外根据体力、症状、对症下药。这段时间约需3个月。
第二步,以补肾为原则,用一些补肾、膀胱的药剂,主以加强肾脏功能为目的。如扎木萨4味汤(学明盐四味汤剂)和永瓦八味(姜四味汤剂),萨瑞冲瓦等剂型,约需4个月。
第三步,巩固和追加药力阶段,以加强疗效和对症治疗为原则,用一些针对性的药剂,杀菌补脾、暖胃、调和赫依、稀日、巴达干三种因素的协调功能。这段时间大约需半年。
四、重点启示
众所周知,治好一种疑难病症,我们综合分析能力有限,需统筹考虑,分别对待。但根据用药过程和治疗情况看,应总结如下几点。
一是诊断应用蒙医理论认真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的个体差异和生活习惯,病因不一定全一样。如城市和乡村的饮食起居、风俗习惯都与治疗、用药和用量起着至关重的作用。
二是用药必须有针对性和可选择性。有些人对某种药剂特别敏感,可是对某些方剂或成分已经产生时药性,不起作用。所以选择蒙药方剂时,针对病人体质,尽可能有灵敏剂型。
三是经观察,治疗期间最好饮食习惯不变,但酒、蒜、辣性食品不吃或少吃为好。因怕影响药效,特别是糖类禁忌食用。
四是对于合并症,综合考虑,统筹兼顾。灵活掌握对症下药。多数病例,随着主病症的消失,其他症状也基本消失。如视力下降,胸闷心跳,血压不稳等症。看来更适合于属Ⅰ、Ⅱ型糖尿病的治疗。
综合上述病例,应得出蒙药治疗糠尿病效果客观,应当加以挖掘蒙药宝库,升蒙医药对专科的应用地位的结论。因为,蒙药制剂型还停留在研发阶 段,因此有必深加工和临床研究加大投入。因此,应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一步挖掘蒙医药的治疗特色,开展多学科协作研究,寻找新的治疗靶点,进一步加强蒙 药作用机理的研究,开发出疗效显著、机理明确、作用迅速的蒙药新药,系统深入研究其作用机制,使蒙医药治疗糖尿病的研究达到更高的水平。

  

浅析党的制度建设

  在新的形势下,根据新的社情、民情从多个视角全面地来看待和理解当前党的制度建设工作,进而得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新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供有意义的助力。 
  一、党的制度的基本概念 
  党的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工作中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是根据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而制定有关党的工作的规程。党的制度体现的是党的整体意志,由党的权力机关制定,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党的制度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为指导,规定了党的行动准则,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对发展党员的标准和党员的行为做了严格规定,充分地体现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随着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党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党员的素质越来越高,这都是通过党的各种制度的确立和运行来实现的。 
  二、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此时是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但是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整体的重作用,出了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明确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问题,求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2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出建立党代会常任制。八大以后,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冲击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了一些党的负责人独断专行,出一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一切党的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章办事、贴近群众等原则。但是随着党内“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使党的制度建设无法顺利地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逐步恢复和发展了集体领导制度,形成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等方式建立了干部考核制度,对党员所应该具有的标准、权利、义务、纪律等作了详细规定。党中央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更好地发挥了集体决策的作用,建立了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制度,地方各级党组织也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议事、表决和生活会制度,在全党建立了广泛的监督机制。 
  三、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入手,具体来讲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措施有以下几个 
  1.增强制度的可行性。在以往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无法落实,不具备执行力的现象,致使这些制度流于了形式。在改革的新任务的求下,保证党的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就需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倾听各方意见,高党的制度制定过程的公开度,向有关专家学者求教,力求高新推出的制度的可行性。 
  2.坚持对党的制度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并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非常讲究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党的制度建设习惯上也是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实体性,这样就造成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的不够重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的重作用不断地凸显。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党内制度的程序性规定,在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仍需加强,必须以科学,有效和实践性的制度构建不断增强党的制度的可行性。 
  3.将党的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将自身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联系起来,使党的制度不与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冲突和违背。通过立法体现出党对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求,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水平。 
  4.增强党的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和系统性。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将每一项制度放在制度系统中去把握,使每一项制度都能够与其他制度协调地发挥作用,不可单独地看待和处理每一项单独的制度。如果党的制度体系不在一致目标和指引下运行,必然导致各单项制度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制度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作用,以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来指导制度体系的制定和运行,并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实施必的调整和修正。 
  5.加强党的制度的严密性。制度是否严密是检验制度是否科学的一条重标准,使党的制度建设具有较高的严密性就增强党的制度的理论性,明晰地掌握党的制度建设中各制约素间的逻辑关系,还能够划分清楚党的各项制度之间的区别,明确制度的职责范围,下大力气纠正因职责不清晰所导致的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4卷,144—14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