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研究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开始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理论的重组成部分。在《邓小平文选》中,邓小平深刻的阐述了在中国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原则、近期目标和长远目标等。深入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对于当今中国积极稳妥地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化具有重大的借鉴意义。
  Abstract Since the third session of the 11th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China got started on the way of reforming it’s political system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weighs heavy in the Dengxiaoping theory. In the book<< dengxiaoping selected works >>, the necessity ,principles, short-term and long-term goals to reform are explained in sight. Further study is of greatreference signifcance to positivly and steadily promote our socialist polictical democracy.
  关键词政治体制改革;邓小平;思想探讨
  Key Words political system reform, dhengxiaoping, thought exploration
  
  一 政治体制改革的必然性与必性
  关于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必性,邓小平认为我国政治体制中存在不少弊端,必须针对这些弊端进行改革。这些弊端主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官僚主义。对于官僚主义,邓小平指出,官僚主义现象是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广泛存在的一个大问题。它的主表现和危害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好摆门面,徇私行贿,贪赃枉法。当前我国一些地方和部门不同程度的存在官僚主义现象,严重的败坏了党的领导干部在人民心中的形象,背离了党的群众路线,是生长在党和国家肌体上的毒瘤,必须予以切除,才能保持党的生机与活力。
  二权利过分集中。关于“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邓小平作过一系列重论述。邓小平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当前权利过于集中越来越妨碍社会主义现代建设,所以必须认真解决这个问题。
  三、家长制现象。说的是对于上级的决定、指示,下级必须执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党内同志之间的平等关系。一些同志犯严重错误,同这种家长制作风有关,就是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所以能够形成,也同残存在党内的这种家长制作风分不开。总之,不彻底消灭这种家长制作风,就根本谈不上什么党内民主,什么社会主义民主。从《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中可以看出,邓小平同志对党内存在的家长作风的严厉批判,并且明确指出消灭家长制作风。
  四、领导干部终身制。1980年邓小平在会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其中的一项重内容就是从长远着想,解决好交接班的问题。让比较年轻的同志走上第一线,老同志当好他们的参谋,支持他们的工作,这是保持党和政府正确领导的连续性、稳定性的重大战略措施。“坚决彻底的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制度中的弊端,夺取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只有对这些弊端进行有计划、有步骤而又坚决彻底地改革,人民才会信任我们的领导,才会信任党和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才有无限的希望。”[1]如果不坚决改革1989年11月在中共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他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身体力行地废除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在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向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顺利过渡中、对于保持党和国家稳定起了关键作用。
  五、形形色色的特权现象。邓小平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中曾指出,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搞特权,就是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尚未肃清的表现。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主义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克服特权现象,解决思想问题,也解决解决制度问题。公民在法律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党员在党章和党纪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规定的平等权利和义务,谁也不能占便宜,谁也不能犯法。
  在当今社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现象仍然存在于许多地方,拥有深厚的现实土壤,严重的破坏了社会的公正,危害了社会和谐。之所以存在这些现象,邓小平认为我们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好制度问题。因此,我们必须着重研究政治体制改革的制度问题。
  二 政治体制改革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1986年9月,邓小平指出“总的来讲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邓小平把它分为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长远目标主有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力;第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近期目标也有三条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2]通过实行民主政治,实现广大人民当家作主,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强大的生命力和优越性,推动中国民主政治建设进一步发展。此后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党的十五大又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提出了“以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宏伟目标。党的十六大又进一步求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必须坚持正确政治方向,以保证人民当家作主为根本,以增强党和国家活力、调动人民积极性为目标,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三 政治体制改革坚持的原则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系统复杂的工程,需统筹兼顾改革的各个方面,才能保持安定团结的社会政治局面,从而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同时,也只有在政治体制改革中坚持正确的原则,才能有助于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为了保证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和方向,政治体制改革必须遵循以下原则。
  第一,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特别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前提条件。政治体制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改革党的领导制度不是为了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偏离社会主义方向,相反是加强党的领导,不断坚定社会主义信念。不坚持这一点,就不是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改革。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第二,必须从中国的国情出发。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从中国的国情出发,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主义国家的做法,更不能丢掉我们制度的优越性。”[3]

  党的“十三大”报告也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办事,是我们的特点和优势,决不能丢掉这些特点和优势,照搬西方的‘三权’鼎立和多党轮流执政。”针对一个时期中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鼓吹的“全盘西化”的主张邓小平旗帜鲜明的指出“资本主义指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民主,实际是垄断阶级的民主无非是多党竞选、三权分立、两院制。”[4]因此,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和步骤,必须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
  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党的“十三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必须坚持、审慎的方针,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展开,尽可能的平稳地推进。”邓小平指出,政治体制改革很复杂,很困难,“每一个措施都涉及千千万万的人”。“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因此,我们“需谨慎从事”。 所以,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领导下,分步骤、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
  三、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独特智慧
  认真研究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的思想,可以总结出邓小平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策略智慧。
  (一)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
  经过“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国家百废待兴,人民求发展经济、改善生活的愿望十分强烈,国内的主矛盾也发生了明显地变化,而形成于革命战争年代的政治体制越来越不适应经济体制的求。邓小平不失时机的指出,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同时邓小平还提出将政治体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渐进地推进。邓小平指出““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政治工作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的问题从经济的角度解决”。党的“十三大”指出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是过去历史条件下的产物。现在的形式发展了,党的事业前进了,必须对这种体制改革。“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不可能最终取得成功。”[5]
  (二)正确区分政治体制改革中国权力结构体制的改革和国家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理性策略。社会主义基本的政治体制与国家权力结构体制是好的,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的基本评价,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体制科学理性分析的结果。这一评价对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具有十分重的指导意义,它明确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不是社会主义权力结构体制层面,改革重点应是行政管理体制层面,对这一层面的划分关键是首先既肯定了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优越性,明确了改革的方向,坚定了改革的信心,但同时也明显地承认有不完善之处,指明了改革的内容。邓小平指出,其实有些事情,在某些国家能实行的,不一定在其它国家也能实行,我们一定切合实际,根据自己的特点来决定自己的制度和管理方式。如西方的民主就是三权分立,多党竞选等等。邓小平清醒地看到,如果我们现在十亿人搞多党竞选,一定会出现‘文化大革命’中那样‘全面内战’的混乱局面,还有什么精力搞建设,这就求我们切实地加强和完善我国的政治体制,最大限度地保证政策的正确性,如果出了偏差也能及时有效地予以纠正。邓小平在肯定我们基本政治制度的同时,也深刻认识到我们在行政管理体制层面还存在很多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势必会阻碍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
  
   (三)依法治国
  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依法治国,是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的重组成部分。党的十五大报告旗帜鲜明地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法治国家”这一命题。
  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是相对于人治而言。由于受到几千年封建传统思想的束缚,使得我国的法治传统很少。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的长期广泛存在,严重挫伤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也妨碍了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所以,邓小平指出“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重点是切实改革并完善党和国家的制度,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促进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6]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多次强调使人民享有更多的民主权利,保证人民通过多种有效形式依法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政府和企业的权利。他主张法治,反对人治。党的十五大报告论述了依法治国的内涵一是依法治国的主体是广大人民群众,二是依法治国的客体是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事务,三是依法治国最重的是宪法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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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经验及启示

   相较于中国,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在政府机构组织整合、政务信息公开立法、强化采购监督管理、电子政府网络建设及公共服务模式创新等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新时期,我国应当借鉴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相关经验,在推进行政区划与行政体制改革、积极发挥市场和社会的作用、强化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法治化以及政府服务与民众的互动性等方面加强服务型政府建设,以期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供保证。 
  关 键 词德国;服务型政府;经验 
  中图分类号D6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7-827(213)7-6-5 
  收稿日期213-1-22 
  作者简介郭祎(1981—),男,河南郸城人,成都行政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法政治学。 
  在社会转型期,从政府职责定位和执政目标看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必性,从供优质公共服务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角度谈服务型政府建设的重点,不仅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趋势,而且与世界其他各国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的做法是基本一致的,有所区别的是服务型政府建设过程中的机制创新。 
  一、德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基本经验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国土面积为35.7万平方公里。德国政府分为联邦、州、地区三级,共有16个州,1488个地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于1949年5月23日生效,该法确定了德国五项基本制度共和制、民主制、联邦制、法制国家和社会福利制度。25年5月12日,德国联邦议院表决通过了《欧盟宪法条约》;26年,德国通过了联邦制改革法案,采取“以权力换权力”的办法,重新调整和明确了联邦与各联邦州的管辖权限,将部分立法权下放到联邦州,同时减少主代表各州利益的联邦参议院的立法参与权和审批权,从而高了政府决策能力和立法效率。总结起来,德国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主有以下经验值得借鉴。 
  ⒈注重政府机构组织整合。德国进行的地方政府机构整合,主是进行基层乡镇合并。在原西德地区,市镇总数由改革前的242多个减到85多个,减少约65%。整合的主目标是为了在地方政府自治的基础上增强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高地方自治政府供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能力。1显而易见,政府机构组织进行整合的终极目标应当是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促进民众利益的最大化。即联邦德国的行政执行机关应当适应各方面求,其组织原则符合马克斯-韦伯意义上的“理性化组织”原则负责的机构之间的精细和长期分工,法律和内部管理规定之间相互联系,管理决策呈现为书面形式,所有的责任和职权集中于一个机构的最高领导,与议会通过的年度预算计划相联系。2(p37-38)但由此而产生的官僚等级制也带来了各种问题,其中之一是降低了行政效率,比如批评者说“规定多得令人窒息”,比如在北威州建立一个工业设施需89个管理机构的批准。3尽管官僚制机构组织具有诸多优势,但伴随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及时代变迁,其弊端已逐渐显现,德国政府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很快就以升政府服务能力为目标的机构组织整合来适应国家整体的政治求和民众需求。 
  ⒉注重政府信息公开立法。德国作为世界上法制较为完善的国家之一,在《基本法》(27年1月版)第5条第1款和第17条中明确了政府义务和公民权利,也从根本上构成了德国政府信息公开制度的基本宪法依据。从整体而言,德国在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立法起步较早,主法律法规包括如下三部第一是《联邦州行政管理法》(LVG)。德国联邦议会于1976年4月1日正式表决通过(后经8次修订),是德国联邦体制内调整联邦州各级政府及州政府与联邦政府相互关系的重法律,这是德国第一次用联邦法的形式明确政府信息公开义务。第二是《联邦环境信息法》(UIG)。该法于1994年7月8日正式生效,确保了公民在向相关政府机构索取环保相关信息时的知情权,明确了相关机构公开环保信息的义务。4第三是《信息自由法》(IFG)。该法于26年1月1日起生效,将公民对政府信息普遍知情权由环境领域拓展到各个方面,是一部对政府信息公开具有指导性意义的联邦法。 
  近年来,在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制下,德国政府在信息公开方面的显著实践主有一是推进“电子政府”(E-Goverment)计划。德国政府于23年和25年开始启动德国在线(Deutschland Online)和联邦在线(Bund Online)两大电子政务信息工程,初步实现了政府信息和服务内容的电子化和网络化。26年9月13日,德国联邦政府根据欧盟电子政府行动计划倡议书i21将电子政府2.(E-Government 2.)列入面向未来的政府管理战略项目。①二是建立多渠道信息公开制度。比如政府信息指南目前联邦内政部编撰了本部政府信息公开文档计划,主包括部内人事事务(含公务员编制、收入及其他福利)、部内主管业务、部内所设机构和业务范围内公民权利等四大板块。其余联邦机构编制了部分单项信息列表。另外还有年报及月报制度以及逐步完善的新闻发布和在线政务公开制度,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使用习惯掌握相关政府信息,由此高了政府工作的透明度。 
  ⒊注重政府采购监督管理。从某种程度而言,规范政府采购行为是服务型政府建设水平的一个重衡量标准。德国政府采购法律体系亦是在发展中逐步完善的,德国政府采购原来由《预算法》调整,但缺陷是投标人的投诉权得不到足够的保障,同时遭到欧盟和美国的反对。基于此两方面的压力,德国内阁通过了《政府采购更新法》(1999年1月1日生效)。从监管层面看,德国审计署是政府采购监管机构,不隶属政府,只对议会直接负责,有5位法官,有权直接签署逮捕令。审计署对所有的官方账务都有审查权,惯用突击审查或抽查的工作方式,也根据需对害环节进行完整审计。政府采购的质量、规格、数量、价格、效果、程序等各方面资料都报审计署审计,并随时接受其核查。同时,为了防止政府采购过程中出现问题,德国政府出台了一系列规定,如对确定容易产生问题的敏感领域做风险分析,制订防范措施;采取“多只眼”原则,增加透明度;实行人员轮换制;将计划、发标、结算“三权分立”;将每一细节记入档案;制订特殊表格填写采购情况归档等。5另外,政府采购官员一旦违规,舆论曝光将迫使其引咎辞职,不菲的工资收入和相当高的社会保障也将随之失去。 由于违规成本高,使得采购官员不敢轻易而为之。
  ⒋注重电子政府网络建设。德国是开发政府网站较早的国家。为升政府公共管理效能,到25 年底,德国政府实现了联邦政府所有服务全部上网。首先,德国的三级政府都有自己的网站,而且联邦和州政府的各个部门也分别有自己的网站。网站内容可分四部分一是自我介绍,包括主领导和部门职责;二是政府正在从事工作的阐述及对百姓想了解问题的解答;三是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情况;四是新闻公报。其次,德国政府网站内容权威且“原汁原味”。德国政府网站上的数据和新闻公报均来自政府本部门,几乎没有转载转抄新闻媒体报道的现象。再次,德国政府网站真正为公众供了方便。德国建立政府网站的初衷之一就是让百姓在网上就能了解如何同政府打交道。政府网站把所管辖的内容从A到Z按字母顺序排列。只百姓点击关键词,就可知道解决有关问题的方法。如果还需去政府部门,网站一定会告诉你有关部门的办公时间、地点和电话;如果需填写表格,网站上即可下载;如果需付费(如补交税款),则可通过银行网上划账方式进行。最后,德国政府网站是官员与公众互动的重渠道。德国各级政府的主管官员在网站上不仅有介绍,还有电子邮件地址,以保持与公众的密切联系。6民众发出去的邮件几乎都会得到官员的答复,这说明德国官员很看重官员与民众沟通的重性与回应性。在信息化时代,政府网站已经成为德国公众了解政府运作方式、寻求政府帮助的主途径,这不仅大大节约了政府服务成本,升了政府形象,而且极大地高了政府服务效率,拉近了政府与民众的距离。 
  ⒌注重公共服务模式创新。不断推进公共服务模式创新不仅是服务型政府建设的一项重任务,也是不可忽视的动力来源。目前,德国州和地方政府的公共服务机构有以下四种模式一是政府主导、非市场化运作的机构。类似于我国的事业单位,没有脱离行政部门,不是独立法人;二是政府主导、市场化运作的机构。类似于我国企业化运作的事业单位,不是独立法人;三是地方自由企业。属政府全资的企业,不是独立法人;四是公司。股份、两合等形式的公司制企业,独立法人,政府可能仍拥有一定比例股份。7伴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公共服务机构日渐公司化、市场化,即“去行政化”趋势越来越明显。在公共服务机构走向公司化之后,政府往往会迈出第二步,即引入真正的市场竞争,如允许私人企业参与投标或采取公私合作的“PPP模式”①供服务。采取“PPP模式”的项目,资金主来源是政府推动资金、国家预算资金、地方政府贷款、地方政府担保贷款、股权抵押贷款、企业贷款和投资者自有资金等。“PPP”合作方式可采取BOT(Build-Operate-Transfer建设——经营——转让)、租赁、特许经营模式、基金模式、经营模式、合作模式等多种操作方式。对于未进行公司化改革的公共服务领域,政府也在逐步引入内部市场,即将承包人与供应者分开,在内部的服务单位与部门的处室之间达成服务水平协议。 
  另外,一个值得肯定的是创新对公共服务的监管。近年来,德国加强和改进公共服务监管的一个主趋向是引入被称为“标杆管理”的绩效评估方式。德国各城市为高公共服务质量,专门成立了一个联合会(KGST),由其负责实施“公共交互指标网络”。许多城市(或其所属部门)在众多的指标网络中互相合作。8它们之间经常交换绩效数据,比较表现,并力图从其他市政当局或部门那里学习好的经验。政府还采取多种措施,强化广大市民对政府公共服务的监督。 
  二、德国经验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益启示 
  德国国情与我国基本国情虽存在较大差异,但在服务型政府建设中积累的经验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和研究。德国经验对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有益启示主有以下几点。 
  1.推进行政区划和行政体制改革。 毋庸置疑,推进行政区划和行政体制改革,是加强和改进基本公共服务的前条件与有效途径。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德国进行了大规模的县与城市政府的合并和重组,达到了压缩公共服务开支、高公共服务效率的目的。现阶段,包括行政审批制度在内的我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还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不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求。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行政审批设定管理不严,监督机制还不健全。因此,我国应根据改革发展新形势的需及时调整政府层级和地方政府设置模式,以此加快推进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比如应当将行政区划改革和行政机构组织整合与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紧密结合起来,跳出“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历史怪圈。比如可以将有条件的乡镇转变为小城市,使其成为直接面对市民并为市民供及时、有效、便捷的公共服务的基层政府(社区政府)。逐步减少行政管理中的科层制纵向压力,尽量避免行政管理中的官僚化弊端,给予基层政府更多的自主时间和自由权力来更好地为广大民众供服务。 
  2.积极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的作用。有数据显示,德国有近5万个非政府组织,几乎涵盖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领域,政府允许和鼓励分散的公民个人加入这些组织,联合成一定规模的社会力量,他们代表不同阶层参与利益博弈、合法表达诉求,这些非政府组织所做的工作与政府部门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解决了许多政府层面照顾不到、解决不好的问题和矛盾。这些通常被称为第三部门的组织为社会稳定和减轻政府负担发挥了重作用。通过引入市场机制和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来高公共服务水平,无疑是德国近年来的一个成功尝试。德国经验启示我们在公共服务供过程中,应注意区分“政府负责”、“政府供”与“政府生产”之间的区别。9言外之意,政府负责的不一定是政府供的,政府供的也未必一定是政府生产的,弄清楚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就必须划清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权力、职责、定位边界,努力形成三者相互协作、相互补充、相互支撑供公共服务的现代格局。 
  发挥政府的作用,还必须尽快解决长期存在的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不到位”等问题。同时,必须认识到,市场化、社会化并不能解决公共服务中存在的所有问题,因而在基本公共服务供方面,政府始终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在发挥市场化、社会化作用时,政府应当找准自我定位,做到不越权、不缺位。这些不仅考量市场化、社会化发育的水平与自治能力,而且对政府角色认知也将是一场深刻的变革,不仅需政府对于顶层设计的科学论证与巨大勇气,还需广大民众基于公共服务需求细化的倒逼力量。换言之,上下达成良好的互动是我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处理市场化、社会化与公益性、政府性等关系的重课题。
  3.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法治化。当代德国以“实质法治”作为国家管理和地方政府公共服务改革的基本依据, 即着眼公平正义、权利维护、廉政建设等实质内容的实现, 坚持形式素为实质内容服务。德国自2世纪5年代开始就将改革焦点放在政府能力升上, 典型的是2世纪9年代后由社会党人出并由施罗德总理首倡的“新治理”改革模式。以“法治”为核心而非以“管理技术”为核心的改革路线也印证了德国地方公共服务改革“强化政府能力”的基本价值取向。 
  从我国的国情出发,尽管法治化一直是政府管理和公共服务的价值目标和现实追求,这一点从诸多的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的出台上可见一斑。但不容否认的是,政府服务中的法治化或者说实质意义上的法治离我们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政府不作为、乱作为现象,暴力执法、选择执法等一系列问题在示我们有法律不一定有法治,有政府不一定有服务,有服务不一定有规范。 如果政府不给予法律获得尊重的机会,民众也不会拿法律当回事,以此循环,“不走寻常路”的维权行为就会不断上演,而这些行为反过来又在挑战着政府管理与公共服务的水平和能力。因此,高各级领导干部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能力就显得十分必而迫切。 
  4.强化政府服务与民众的互动性。 公民参与是关于地方民主的一种制度设计, 且涵盖公民在政治过程、社会公益服务和市民活动中的角色定位, 亦即“与地方共同体相关的事务俱由当地居民决定处理”。1近年来,在德国许多城市,市民在接受政府的公共服务后,通常会求就相关服务内容进行量化打分,确保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效果。11公民参与的动因和后果都是政府服务的再评估与再升,这是政府服务与民众回应互动的结果,也是现代公共治理模式的核心部分所在。 
  在“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新格局、新体制和新求下,从一定程度而言,公众参与的能力和水平决定着整个格局完善的程度。因为公众参与既可以促使社会组织及社会力量的健康发育,又能够倒逼政府负责的准确到位和良性回应,还有利于扩大和强化党委领导的社会基础。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根本目标是实现政府本质的回归,促使政府更好地发挥作用。因此,在新时期,健全政府服务与民众的互动机制,强化民众对公共服务和政府管理的参与、表达、监督机制,建立公民意识培养机制,完善政府服务基于民众裁决的回应机制等,至关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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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德)沃尔夫冈-鲁茨欧.德国政府与政治M.熊炜,王健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1. 
  3Peter Gutjahr-Loser,Staatsinfarkt,Hamburg 1998,S.29ff.,hier126. 
  4王立栋,张银花.德国政府信息公开立法与实践EB/OL.商务部网站,27-11-9. 
  5我眼中的德国政府采购EB/OL.政府采购信息网,28-5-14. 
  6德国政府网站全面权威实用互动N.科技日报,25-3-29. 
  78《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考察团考察报告》选-《德国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与监管的经验与启示》EB/OL.国家发改委网站,28-6-3. 
  9许和木.关于“德国模式”的思考——从政府服务和社会管理方面看“德国模式”为什么受推崇?J.发展研究,212,(2). 
  1靳永翥.德国地方政府公共服务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J.中国行政管理,28,(1). 
  11龚志兴.德国公共服务的管理与改革J.社会主义论坛,211,(2). 
  (责任编辑高 静)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of German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 
  Guo Yi 
  AbstractCompared to China,Germany′s construction of service oriented government in government organization integration,the openness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legislation,strengthen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procurement of electronic government network construction and public service model innovation has accumulated some experience in practice.In new period,our country should in advance administrative divisions and the reform of administrative system,develop the market actively,strengthen the government function and social management and public service law and government services and public interactive and so on deepening the service type government construction,as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science development and provide a strong guarantee. 
  Key wordsGermany;service government;experience

  

论BOT投资方式

   救济性自决权内容是有关例外条件下的单方面分离权。虽然国际法未规定也未禁止分离,但是无论从国际条约法,国际习惯法还是国际法基本原则看,都不存在救济性自决权。救济性自决权尚不具有国际法权力的地位,不能成为单方面分离的依据。
  关键词救济性自决权;单方面分离;民族自决原则;
  
  1945年民族自决原则载入《联合国宪章》,正式成为一项国际法原则,其内容主为殖民地独立。1966年两项人权公约的通过,民族自决权超越了单纯反殖民主义的内涵,开始被纳入集体人权范畴。一些学者提出民族自决原则包含”救济性自决权”。关于救济性自决权的内涵,目前未形成主流意见。有人认为救济性自决权是指有正当理由的单方面分离权。也有人认为救济性自决权是指当内部自决被剥夺时,可启动分离权作为最后救济措施的权利。主有选择说和正当理由说。选择说认为没有代表性的国家中的人民有分离权。正当理由说对分离的限制更加苛刻,认为只有当人权受到极其严重的侵犯时才有分离权。[1] 可见其核心内容是有关例外条件下的单方面分离权。国际法院关于科索沃的咨询意见明确表明,目前国际法没有否认救济性自决权的直接规定,但是国际法也没有直接肯定分离权的规定。那么国际法是否存在少数人民有条件的单方面分离权?本文从法律角度对救济性自决权的法律地位进行探讨。
  一、救济性自决权缺乏国际条约法依据
  1、没有一项国际条约直接认可救济性自决权
  《联合国宪章》、两个人权公约、《国际法原则宣言》等法律文件都只规定了人民享有自决权,至于实现方式它们又是沉默的。《联合国宪章》直接提到”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第11、12章也暗含对自决原则的承认。然而宪章中的这些规定与分离没有关系,因为分离与联合国宗旨和目的不符。[2] 1993年《维也纳宣言》自决权不得被解释为授权或着鼓励采取任何全面或者局部的行为去侵犯主权,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统一,只这些国家尊重平等以及人民自决权。表明尊重平等及人民自决权的国家内的人民不享有分离权。然而,一些学者进行反向推理,认为不尊重人民自决权的国家的人民享有分离权,《维也纳宣言》是救济性自决权的法律依据。该推理在逻辑上有谬误。众所周知逻辑命题中,若A则B,推出非B则非A,两者互为逆否命题。故若A则B,不能推出非A则非B。因此,”尊重平等及人民自决权的国家可以限制分离权”不能推出”没有尊重人民自决权的国家的人民就享有分离权”的结论。1970年《友好关系宣言》中关于分离权做了否定性表述,条约只明确了可以否定分离权的一种情况,进行反向推理犯了扩大外延的错误。这不仅在逻辑上行不通,也违背了联合国的精神。虽然争议很多,但是在《友好关系宣言》颁布23年后,国际社会对分离权的态度和二十年前是一致的依然只明确规定了否定分离权的一种情形。关于分离权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沉默的,但它明确了一点分离不是一项权利。可见,国际条约法对救济性自决权一直都持否定态度的,救济性自决权不是一项国际法上的权利。
  2、分离主由国内法调整
  对于分离国际法大多数都保持沉默,因为分离最先也是最重的,必需由其所属国内法先评估。违反国内法的单方面分离运动是不能被各方接受的。从前苏联单方面分离出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联合国席位问题一直未解决,可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单方面分离未得到国际社会真正承认。决定乌、白地位的是国内法,不是国际法。[3] 只有在特定情况,分离才由国际法解决。该特定的情况主包括一个新的实体独立寻求他国承认;独立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分离活动受到其他国家干涉;一国将其对于分离问题的管辖权让渡给国际社会。[4]一国内部少数者的分离问题首先应由国内法管辖,只有当分离活动对国际社会造成威胁时,主权原则不能得到有效行使,该国将管辖权让渡给国际社会后,国际法对该分离问题才享有管辖权。 单方面分离权由国内法调整,不是由国际法的一般权利。
  二、救济性自决权缺乏国际习惯法依据
  1、从法律实践方面看,国际上鲜有救济性自决权的实践并未形成通例
  众所周知,习惯国际法是确立在法律实践、法律确信、合法性以及道德的基础上形成的。按照国际习惯法形成的标准解释,有国家实践转变为国际习惯法,其核心素是法律确信。[5] 可见判断救济性自决权是属于国际习惯法可以从法律实践、法律确信以及制度价值来探讨。
  梁西教授认为通例的存在一般说在时间上求有较长的延续性,在空间上求包括较广泛的国家,在数量上求有多次不断地实践,在方式上求对同类问题采取经常和一致的做法。[6]从数量上看,冷战后至今共有25个新国家诞生并获得广泛的国际承认,但以使救济性自决权为口号的寥寥无几。它们的分离大多都是在与母国和平协商基础上达成的。如捷克和斯洛伐克分离、孟加拉从巴基斯坦独立、前苏联解体等它们都未以救济性自决权为依据。从空间上看,目前虽然国际上单方面分离的求广泛存在,如魁北克独立、北奥塞梯独立、索马里独立等等,但都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反对而真正取得成功的更是鲜有。目前关于救济性自决权的国际实践不仅在数量上稀少,且不具有广泛性,远未形成国际通例。
  2、从法律确信看,救济性自决权未形成法律确信
  法律确信是指通例被接受为法律的过程。伊恩·布朗利认为,一般实践或文字表述的合意或国际法院或其他法庭先前判决都可以作为国际法院推定法律确信存在的依据。形成法律确信须具备以下素国际上达成关于某个国际法规则的明确表述;有广泛的通例存在;有法院的判决认可。首先,救济性自决权学界争议广泛存在,未有明确表述。救济性自决权内涵、行使主体、条件、标准等内容都是模糊的。国际上远未达成关于救济性自决权的明确表述。其次,救济性自决权未形成通例。 再则,国际法院没有关于救济性自决权的先例。国际法院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科索沃独立不违反国际法。这是否意味着对救济性自决权的认可?国际法院只讨论了科索沃宣布独立是否合法而不讨论科索沃独立是否合法的问题,[7]规避了对自决权和补救性分离权的讨论。特别是它没有讨论国际法是否授予科索沃独立的权力、科索沃是否已经获得国家地位以及承认科索沃的效力,使科索沃问题依然处于争议中。且国际法院科索沃独立咨询意见没有法院既判力的效力,不能作为先例使用。可见救济性自决权并未得到国际法院明确认可,救济性自决权并无判决实践。从法律确信各素看,救济性自决权未形成法律确信。
  三、从国际法原则上看,不存在救济性自决权
  1、民族自决原则不包含救济性自决权的内容
  大多数学者都认可民族自决原则包括以下内容对殖民地人民而言民族自决原则是殖民地独立的权利;对整个国家而言自决权是其自由追求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的发展目标,反对外来干涉的权利;对于一国内部的人民团体而,民族自决原则是实现内部自决,在一个国家内部追求少数者利益的权利。[8] 在后殖民地时代的今天,民族自决原则中单方面分离权已退出历史舞台,其基本含义为自治权,是指在主权国家范围内任何一个民族理应享受的不可剥夺的自我管理权。民族自决权外部自决的内容相当于国际法上不干涉原则和自卫权其已基本上失去了作为创建更加民族国家方法的合法性。[9] 正如加拿大关于魁北克问题专家小组意分离仅仅被认为是一个在非殖民化运动中的补救措施。 在后殖民地时代,分离权已不是民族自决权的主内容。同时由于缺少救济性自决权的国际实践和国际法院先例,我们不能推导民族自决原则已衍发出救济性自决权。

  2、领土完整原则和主权原则限制救济性自决权的行使
  有学者认为民族自决原则与领土完整原则和主权原则出于相同法律位阶,救济性自决权不应被其限制。对此联合国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的仲裁委员会二号意见做了一般解释占有地保有原则优先与任何民族自决原则。该法律意见表明,除非当事国同意外,在任何情况下,民族自决原则都不能用来改变国家独立时确立的国家边界。[10]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的基本内容之一就在与其对分离权的限制,否则根本无领土完整和主权可言。这也体现在多个国际公约中。1970年《友好关系宣言》明确规定了民族自决原则不能损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从侧面表述了救济性自决权应当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原则限制的观点,其本质是否认少数人民单方面宣布脱离国家的权利。1993年《曼谷宣言》强调自决权利适用于在外国统治、殖民统治或外国占领下的人民,而不应用来破坏各国的领土完整、国家主权和政治独立。2007《联合国土著人民权利 宣言》规定了各土著人民都有自决权,同时又规定了本宣言的任何内容都不得理解为授权或鼓励那些可能全部或局部的分割或削弱主权和独立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统一的任何行为。暂且不论是否存在救济性自决权。由于单方面分离受领土完整原则限制,救济性自决权是与主权原则和领土完整原则相违背,不能成为一项国际法上的权利。
  四、结论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社会主旋律,在任何生活领域合作比破坏性竞争更有利。救济性自决权有违国际社会共同利益,难以发展成为一项国际法权利。虽然一些学者将救济性自决权作为例外的分离权利来探讨,但是该例外情形难界定也极易被少数人利用威胁世界和平。分离不能解决所有问题,它很可能是一系列问题的开始而不是结束。波黑内战给波黑人民带来了难以弥补的痛苦,警示我们对分离权可能带来的灾难有充分的认识。分离不是解决民族问题的最后方法,各民族平等共处才是最好出路。对待救济性自决权,我们不得不慎之又慎。
  参考文献
  [1]赵建文.人民自决权与国家领土完整的关系[J]法学研究,2009年(6)181.
  [2]杨泽伟.论国际法上的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J]法律科学,2002(3)44.
  [3]Christopher J.BorgenThe language of law and the practice of PoliticaGreat Powers and the Rhetoric of Self-Determination in the Case of Kosovo and South Ossetia, Copyright(c) Chicago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Summer 20096-16
  [4]翟玉成.论国际法上主权问题的发展趋势[J]法学评论,1997(3)3
  [5]白桂梅.论内部自决与外部自决[J]法学研究,1997(19)115
  [6]梁西.国际法.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30
  [7]甑鹏.国际法院科索沃案例的进程和意义[J]当代世界,2010(8)44
  [8]Lawrence S.Eastwood,Jr.SECESSIONSTATE PRACTICE AND INTERNATIONAL LAW AFTER THE DISSOLUTION OF THE SOVIET UNIONAND YUGOSLAVIA,Spring,1993.3 Duke J.Comp.

  

谈参与式教学促进学生语文素养的发展

  参与式教学以学习者为中心,应用灵活多样、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鼓励学习者积极参与教学过程,加强教学者与学习者之间的信息交流和反馈,使学习者能深刻地领会和掌握所学的知识,并能将这种知识运用到实践中去,从而提高自身语文素养的发展。
  【关键词】参与式教学;语文素养;巴金;文革
  参与式教学是一种合作式或协作式的教学法。它是全体师生共同建立民主、和谐、热烈的教学氛围,让不同层次的学生都拥有参与和发展机会的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语文素养”是新课程标准里出现频率最高的词之一。“语文素养”涉及多方面的内容。它求学生有“语言的积累”、“语感”和“思维”作为知识基础,注重“适应实际需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等各种能力的培养,重视学生的品德、审美情趣、个性、人格等各个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以求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语文素养是一个复合性的整体概念,是语文能力和语文知识、思想情感、语言积累、语感、思维品质、品德修养、审美情趣、个性品格、学习方向、学习习惯的有机整合。
  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需我们重新思考怎么教的问题,需我们对语文教学方式进行调整。新课程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这就需语文教师首先转变师生关系,把课堂的主体还给学生,让学生多体验语文的情感因素和人文因素,多交流,以期得到认同与共鸣。这求在课堂上,教师对学生多鼓励、多信任、多帮助,师生之间、学生之间相互讨论、沟通。教师为学生的合作活动创设一个情境,以合作的方式,让学生在这个情境中进行自主探究。
  案例
  我在讲巴金先生的《小狗包弟》时,就先讲了狗与人类亲密的关系,再大致提一下“伤痕”、“反思”文学,接下来让同学在阅读课文的基础上自己进行理解巴金先生为什么会对一条狗的死耿耿于怀而产生自责与忏悔之情。学生在经过了相互之间的讨论分析后踊跃发言,课堂气氛非常活跃。
  学生的发言经整理、取其主观点,大致分条如下
  (1)在人情尽失、亲友陌路时,狗的出现,衬托出人世间的冷酷与凄凉。狗,用它们特殊的对主人的忠诚与情义,折射出人的无情和无奈的万般世相。
  (2)揭露“文革”的罪恶。十年浩劫时期,是个非人的年代,缺少人性、温情,更缺少宁静的气氛。连一只小狗,也无安宁之日,人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我们从狗的命运上可看出,“文革”使多少家庭从幸福中陷入到痛苦,又使多少不幸的生命死于无辜之中。巴金的主用意虽是忏悔对包弟的“出卖”与“背叛”、谴责自己的懦弱,但如果没有这场浩劫,这种忏悔本身也就不可能存在。因此,作品最深刻的意义,还在于对“文革”的无情揭露,它从一个特殊的角度──狗的命运中,客观地暴露了“文革”时那非人年代的某些特点,以及那一段特殊的历史给善良正直的人民所带来的近乎毁灭性的灾难。
  (3)表现了巴金敢于解剖自己的可贵精神。在那特定时期,人命尚且朝不保夕,为生存而抛弃小狗,算不了什么大事!但作家并未为此而解脱自己,展现了作者崇高的精神境界。作者一方面解剖了自己,另一方面,为生活中的人们,提供了一面值得借鉴的镜子。
  (4)呼唤人性,讴歌人性。“文革”中,人性被当成了批判的对象,艺术家文学家们的遭遇,典型地反映出当时社会缺乏人性,以及人们迫切需人性、呼唤人性的愿望。呼唤人性,却谈何容易!若没有专政队的诸种暴行,狗的主人绝不会将爱犬送走;假如人间充满人性,怎么会随心所欲地践踏无辜的性命?因而,自责,实际上就是呼唤人性;而呼唤人性,也是从另一方面对人性的讴歌和赞美。
  (5)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第一、语言质朴。语言虽简朴,却道出了真情;在描写事件场面时,精当准确,使形象栩栩如生。第二、以情动人。文章把理思想寓于精彩感人的事件叙述中,在描写中体现真情,在表达中饱含情思,不仅使人反思深省,而且催人泪下。文章表达了作者的理念,也浸透了泪水,使人在阅读中,能看出作者胸膛中那颗赤热而损伤了的心。第三、使用了衬托手法。特定的背景,弃狗本是一件小事,因为当时连夫妻背叛、朋友反事都经常出现。狗尚且讲仁义,而人却只顾“保全”自己,相较之下,孰对孰错,不言自明。
  反思
  在我听了学生的发言后,心中很有感触。因为我知道教材选这篇课文的主价值,首先在于它的认识作用,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十年动乱的社会现实、人们的命途多劫以及人性扭曲的状况,由此而产生课文应有的认识教育作用。课文的价值还在于作者的深刻反省、自我拷问的警醒人心的力量,巴金显示出一个正直的人敢于解剖自己、敢于说真话的勇气和度量,进而可以引发学生对过去那个年代甚至当今时代的民族精神、民族文化心理的探讨和拷问,这有助于学生形成高尚的人格和道德情操。而学生的发言却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觉得学生对那段远去的历史并不了解、理解不深,但让我没有想到的是学生在经过讨论后所形成的观点竟然把我在备课时所想到的和没有想到的都说了出来。课后有许多同学写了感想和小论文给我,涉及到的方面都是由这篇文章拓展开来的,非常有思想和个性。
  所以我觉得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让学生都能参与进来的教育,教师变得更加主动为学生创设、提供一个情景配合学生,才能促进学生才能的展示与语文素养的发展。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不仅传授语文知识,训练语文能力,同时还关注学生的思维、情感、精神等各个方面的发展。教师根据学生具体情况,结合教学内容,找准切入点,按新课程的三个纬度来构建教学目标,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与选择性,有机渗透相关的人文信息,融丰富入的人文内涵于听、说、读、写等言语交际训练之中,让学生深思明辨,提高对自然、对社会、对人生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文化观,自觉关注和吸收优秀文化,完善自我。因此,学生语文素养发展就强调学生的主体参与,教师多创设生动活泼的交际情境让学生主体去参与。
  参与式教学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必须关注人文、注重学生的生活经验。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离不开把语言文字包含的文化素养转化为学生的文化素养。这就求教师在教学中让学生参与进来,让学生在参与的过程中,直接体验作品的人文性、工具性,是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一种很好方法。

  

学校召开扶贫攻坚工作会议

5月26日下午,学校扶贫攻坚工作会议在综合楼102会议室召开,校领导和全体中层干部参加会议,会议由党委副书记杨耀华主持。
       杨耀华首先传达了市委市政府关于进一步做好扶贫攻坚工作的精神,介绍了我校我校定点扶贫工作情况,并对我校下一阶段的扶贫脱贫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会上下发了《黄淮学院精准扶贫贫困户帮扶分包联系一览表》,将相关工作责任到人。
       党委书记杨德东作重要讲话。他就进一步搞好我校的扶贫攻坚和精准扶贫工作强调了几点一是要提高思想认识。脱贫攻坚是政治责任,完成脱贫任务是各级党组织的重要政治任务。今后的扶贫工作要做到精准扶贫,对于承担精准扶贫任务的黄淮学院来讲,扶贫攻坚是锤炼、检验各级干部素质的另一个战场,考验着我们的精神状态、干事能力和工作作风。要持之以恒地做好精准扶贫各项工作,为全市扶贫攻坚决战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我们地方高校应有的贡献。二是要突出工作重点,做到精准扶贫。学校各部门要全面落实扶持对象、项目安排、措施到户、脱贫成效的要求,找准致贫原因,帮助贫困户制定和实施脱贫规划,确保精准扶贫到位、帮扶村群众精准脱贫。三是要强化工作措施。首先要落实主体责任,建立“村为重点、工作到组、扶贫到户、责任到人”的工作机制。各部门要按照各自帮扶对象家庭的实际情况,切实履行帮扶职责;其次要严肃工作纪律。学校领导要定期深入帮扶村调研,解决工作队帮扶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经常与贫困户沟通情况,掌握贫困户的最新情况;第三要转变工作作风。校领导和各部门负责人要经常深入基层和扶贫联系点,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正真为贫困户办实事,办好事;第四要加大考核监督力度。学校扶贫脱贫工作领导小组将定期对各部门和负责人的扶贫计划落实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年终要进行阶段性考核,并将这项工作的完成情况作为年度考核的内容之一。
张振 曹忠义

谈我国环境刑法的现状与发展

  近几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生存能力的增强以及全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人类向自然索取的越来越多,导致地球上许多的矿物资源面临着枯竭,动植物濒临灭绝,原始的森林面积快速的缩小,而人类社会向自然界排放的各种废物和污染物已经远远的超过了自然本身的吸收净化的能力,生态环境面临着严重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世界各国开始逐渐注意环境保护的重性,纷纷加强环境刑事立法。由此,本文从环境犯罪的现状和我国现存的环境刑法中存在的问题入手,论述了如何加强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遏制环境犯罪,并提出完善我国环境刑法的意见,以期能够有效的打击环境犯罪。
  关键词环境刑法生态保护生态平衡
  作者简介李姗,四川南充西华师范大学法学院。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1)12-172-02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环境保护的重性越来越被人类所重视。在我国,关于环境的刑事法律保护规定,集中表现在1997年的新刑事法典中。我国的1997年的新刑法第一次对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进行了专门的规定,其中这一规定扩大了环境犯罪的范围,集中惩治了环境罪犯。1997年的新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的重大的突破,同时也是我国环境刑事立法体系初步建立的标志。然而,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快速发展,新的环境犯罪形式不断的增加,这使得1997年的环境刑事立法的相关规定已经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于环境保护的需求了,急需进一步的完善。
  一、环境犯罪的现状
  环境犯罪的起因是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人类的贪婪,其是经济发展的产物。目前,世界各国对于环境犯罪的问题越来越重视了。
  (一)后果越来越严重
  在我国经济建设之初,我国的环境问题并没有凸现出来,相关的部门以及人员也没有充分的意识到环境的重性。随着我国近几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就逐渐的暴露出来,甚至严重的影响着我国国民的生活质量,制约着经济的发展速度。
  目前,我国的环境犯罪的潜在危害越来越让人担忧,其污染和环境破坏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是难以估计和逆转的,其直接的经济损失价值更是不可估量的。例如,在2004年的沱江的两次水污染案件所造成的近百万的居民饮水问题和大量的鱼类死亡,使得渔业养殖者损失严重。据相关的报告指出,这两次污染所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3亿多人民币,而其造成的环境的破坏至少需7到10年才能恢复。
  (二)危害的复杂程度越来越高
  想查明环境破坏具体与那些人为行为有关,需大量的科学技术手段和大量的科学技术工作,以及相关的环境技术标准等专业的环境知识。环境犯罪在一定程度上给社会创造了财富,在经济意义上促进了人类的发展,但是其的污染和破坏对于自然生态环境造成的损失和危害却是难以估计和弥补的。除此之外,环境危害还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这表现在环境犯罪到底使得多少人的身心健康受到伤害以及对于周边的环境的影响到底有多大都是难以确定的。
  (三)环境犯罪的行为方式逐渐的增多
  以期我国的环境犯罪主包括环境污染、破坏动植物资源、破坏土地资源这几种。然而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行,我国的环境犯罪的形式也是逐渐的增加。例如,走私“洋垃圾”。
  (四)相关行政部门的失职
  政府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级执行者,在环境犯罪案件中起着十分重的作用。然而,由于有些行政部门的失职,出现了地方保护主义以及贿赂腐败行为,导致了很多的环境犯罪行为被放纵,给国家和人民造成了难以弥补的损失。然而,对于这些出现问题的相关人员的处罚却是过于的轻。例如,由于湖南某县的环保局副局长的监管失职,使得其管辖地区的硫化氢气体的含量超标,造成附近某学校的85名师生具体的中毒。对于这一现象,法院给予其的相关失职的环保局副局长的处罚为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执行。
  二、我国现行的环境刑法中存在的问题
  (一)立法模式上有漏洞
  目前,我国的环境刑法的立法模式是采用了德国的模式,放弃了原来的类推适用模式。在新刑法中环境犯罪被纳入到了“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中。这一立法模式虽然有一定的优势,但是其仍存在不容易解决的问题,例如(1)环境犯罪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不能有效的体现出环境犯罪在刑法中的重性,不能彰显环境犯罪的极大的社会危害性,不利于环境犯罪的预防和对环境的保护。(2)环境犯罪的没有形成一个有机的立法体系,其的罪名规定零散杂乱。例如,走私废物最、走私珍惜动植物罪以及珍惜动植物制品罪等相关的规定被设置在第三章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罪中;违法占用土地罪和违法砍伐森林树木罪则在第九章的渎职罪中。
  (二)环境犯罪的立法保护范围过窄
  我国现行的《刑法》中关于环境犯罪的罪名总共设置了14个,而这对于保护我们的自然环境,打击各种形式的环境犯罪是远远不够的。我国的目前的环境犯罪的立法范围珠宝包括丛林,森林,野生动物,水产资源,大气,水体以及土地资源,珍稀的树木等环境素,但是对于一些重的自然资源的保护仍然有遗漏。虽然,我国规定的很多的环境保护单行法规,来有针对性的保护各个环境领域,但是在刑法中并没有针对性的给予规范。例如,破坏自然保护区罪、非法从事开发建设活动造成水土流失罪、噪声污染罪,反防治污染义务罪、破坏国家重点野生植物罪、非法引进境外生物造成生态破坏罪、土地沙化或地面沉降罪以及非法研制、释放有害人类的转基因生物最等等。再如,海洋污染罪。对于海洋污染来说,其的污染源众多并且复杂,污染源的扩散速度快、影响范围广,污染的持续时间长,强度大等特点,给我国的海洋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危害,给我国的经济造成了极大的损失,但是在环境刑法中却没有给予相关的重视。
  我国环境刑法的立法保护的范围之窄,造成了有关的环境犯罪的规定没有说服力,不能够有效的保护我国的自然生态系统的良性的循环。
  (三)没有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犯罪客体
  环境犯罪作为刑法中妨害社会秩序罪一章中的内容,,并没有形成一类独立的犯罪罪名,因而不能够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侵害的客体。这种方式的设置极大的降低了我国法律在制裁环境犯罪过程中的地位,使得环境犯罪的制裁仅仅只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一种管理秩序。将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设置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一章中,使得环境犯罪所侵害的客体,放在了国家环境保护管理制度中,这样的规定忽略了人身权、财产权以及环境权等方面的内容。
  (四)环境犯罪的可操作性不强
  在现行的《刑法》中环境犯罪中的罪与非罪、重罪和轻罪之间的界定并不是十分的明确,环境法保护的范围存在着明显的遗漏。虽然,近几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某些环境界限做出了相关的界定,但仍然存在笼统的现象,没有具体化。由于环境犯罪的使用术语的不清楚,不规范以及存在着某些叙述不准确的现象使得司法机关在操作过程中存在很大的争议,给司法部门的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三、完善我国环境犯罪立法的意见
  (一)完善立法模式
  就目前,我国的现状来讲,应该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章节,来规定相关的环境犯罪。在刑法中设立专门的环境犯罪章节,将所有的环境犯罪都同意纳入到其中,这样一方面能够体现环境犯罪的立法地位,另一方面能够体现对环境保护的立法精神。从而使得整个环境刑法系统更加的完整和协调,也能够更好的体现环境的犯罪客体。
  (二)增加环境犯罪的罪名种类

  目前我国的刑法中在第六章第六节破坏环境罪中,一共规定了9条14个罪名,而这与我国目前环境犯罪的复杂性、多样性、严重性的局势几部适应。因此,适当的增加环境犯罪的罪名,确保我国的环境犯罪立法更加的系统、更加的严密,从而更好的保护自然生态环境。
  (三)准确的界定环境犯罪的客体
  环境犯罪保护的客体具有范围大,变化多,争议大等特点,因而应该加强对环境保护客体的界定。目前,有关环境犯罪客体主有复杂客体说,管理秩序说,环境权说,公共安全说,环保秩序说以及环境社会关系说和双重客体说。我国传统的犯罪客体是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说。然而人类在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过程中造成了环境污染和破坏,所以环境犯罪的客体不应该单纯的是社会关系,还应该包含人和自然的关系。其中双重客体说中认为环境犯罪的主体间接犯罪的人与自然的生态关系以及直接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因而,笔者认为双重客体说更为的准确。
  (四)增设环境危险犯
  我国现行的环境犯罪很多属于结果犯,在立法上没有规定环境危险犯。对于环境立法来说,这是一个极大的缺陷。对于环境犯罪来说,其一旦开始了环境犯罪,其行为对于环境本身的污染和破坏是难以估计的,如果置之不理,最终会导致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因而在环境犯罪结果发生之前,给予那些可能危害环境和生态系统的行为以处罚,做到防患于未然。
  四、总结
  总而言之,自然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前提和保障,是全人类可持续向前发展的基础。人类社会进步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与自然环境相抗衡,并逐步的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向自然不断的索取的过程。然而,近几年来其的犯罪形式和犯罪数量也在逐渐的增加。因而国家的相关部门需不断的完善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建立健全的环境保护体系,特别是在《刑法》中,加大环境刑法的立法,使得环境犯罪的相关规定能够得到刑法的有效的保障,从而提高环境保护法的操作性,加强环境保护的重性,为我国的国民的生活和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可循环的自然生态环境。
  
  参考文献
  [1]陈洪玉.探寻我国环境刑法的伦理支点.黑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1(2).
  [2]张福德.生态伦理的演变与环境刑法的发展趋向.河北学刊.2009(5).
  [3]骆非语.如何完善环境刑法的价值体系.法制与社会.2011(6).
  [4]刘兆兴.论我国环境刑法的价值体系的完善.吉林农业科学学院学报.2011(1).
  [5]赵利民,刘晋叶.环境刑法与环境犯罪.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2(1).
  [6]张大孟.环境犯罪立法研究.中国海洋大学.2009.
  [7]徐新卫.环境犯罪与环境刑法的完善.山东大学.2009.

  

浅析党的制度建设

  在新的形势下,根据新的社情、民情从多个视角全面地来看待和理解当前党的制度建设工作,进而得出具有实践意义的新理论,为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建设供有意义的助力。 
  一、党的制度的基本概念 
  党的制度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在工作中必须共同遵守的规范和准则,是根据党的纲领和组织原则而制定有关党的工作的规程。党的制度体现的是党的整体意志,由党的权力机关制定,全体党员必须遵守。党的制度以无产阶级的先进思想为指导,规定了党的行动准则,通过一系列具体制度对发展党员的标准和党员的行为做了严格规定,充分地体现并保证了党的先进性。随着党的事业向前发展,党的理论成果不断丰富,党员的素质越来越高,这都是通过党的各种制度的确立和运行来实现的。 
  二、党的制度建设的历史沿革 
  中国共产党的制度建设开始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虽然此时是制度建设的初步探索阶段,但是我党已经充分认识到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建设整体的重作用,出了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1。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明确出“加强党的制度建设问题,求维护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的民主生活,健全党委制。”21956年9月党的八大召开,出建立党代会常任制。八大以后,经历了“大跃进”和“反右倾”的冲击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系统地阐述了民主集中制原则,批评了一些党的负责人独断专行,出一定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一切党的基层组织和全体党员都必须按照党章办事、贴近群众等原则。但是随着党内“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革的发生,使党的制度建设无法顺利地开展。文革结束后,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从全局的战略的高度加强自身的制度建设,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逐步恢复和发展了集体领导制度,形成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制度体系,综合运用民主测评、民意调查等方式建立了干部考核制度,对党员所应该具有的标准、权利、义务、纪律等作了详细规定。党中央逐步建立健全了各级党组织的工作制度,增加了中央全会的次数,更好地发挥了集体决策的作用,建立了政治局书记处的工作规则和制度,地方各级党组织也建立和完善相应的议事、表决和生活会制度,在全党建立了广泛的监督机制。 
  三、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 
  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从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的入手,具体来讲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的措施有以下几个 
  1.增强制度的可行性。在以往党的制度建设中存在着一些制度无法落实,不具备执行力的现象,致使这些制度流于了形式。在改革的新任务的求下,保证党的制度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就需在制度的制定过程中倾听各方意见,高党的制度制定过程的公开度,向有关专家学者求教,力求高新推出的制度的可行性。 
  2.坚持对党的制度的实体性和程序性并重的原则。中国共产党非常讲究务实的工作作风,对于党的制度建设习惯上也是更加注重制度建设的实体性,这样就造成了对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的不够重视。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的重作用不断地凸显。有关部门出台了许多党内制度的程序性规定,在党的制度建设过程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是,党的制度建设的程序性仍需加强,必须以科学,有效和实践性的制度构建不断增强党的制度的可行性。 
  3.将党的制度建设与法律制度的建设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必须将自身的制度建设与国家的法律制度建设联系起来,使党的制度不与国家的法律制度相冲突和违背。通过立法体现出党对从严治党、严惩腐败的求,高反腐倡廉的制度化和法制化的水平。 
  4.增强党的制度之间的协调性和系统性。高党的制度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必须将每一项制度放在制度系统中去把握,使每一项制度都能够与其他制度协调地发挥作用,不可单独地看待和处理每一项单独的制度。如果党的制度体系不在一致目标和指引下运行,必然导致各单项制度矛盾的产生。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制度系统的整体功能和作用,以整体性、协调性和系统性的原则来指导制度体系的制定和运行,并在制度运行的过程中根据工作的具体情况实施必的调整和修正。 
  5.加强党的制度的严密性。制度是否严密是检验制度是否科学的一条重标准,使党的制度建设具有较高的严密性就增强党的制度的理论性,明晰地掌握党的制度建设中各制约素间的逻辑关系,还能够划分清楚党的各项制度之间的区别,明确制度的职责范围,下大力气纠正因职责不清晰所导致的工作中的各种实际问题。 
  参考文献 
  1《毛泽东选集》第2卷,62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 
  2(《毛泽东选集》第4卷,144—1444页,人民出版社,1991年年版)